網(wǎng)友解答: 這個問題很容易讓人想到今不如昔，人類智慧在退化之類的方向，畢竟這世上認為古人具有超高智慧，今天的科學家都破解不了之類的思想畢竟還是不少。但是如果理性的思考一下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這個結(jié)

這個問題很容易讓人想到今不如昔，人類智慧在退化之類的方向，畢竟這世上認為古人具有超高智慧，今天的科學家都破解不了之類的思想畢竟還是不少。

但是如果理性的思考一下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這個結(jié)論靠不住。

我先說答案吧，今天沒有人能寫出《易經(jīng)》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原因有兩個：第一是時宜不合，第二是沒必要。

《易經(jīng)》說起來比較麻煩，我就先說《道德經(jīng)》好了。

《道德經(jīng)》是怎么出世的，我想我不用再重復一遍了，老子作為周朝的圖書管理員，知識當然是淵博的，洋洋灑灑五千字，寫出了《道德經(jīng)》，并且在后世發(fā)揚光大。

但是在這里，我們要先問一個問題：《道德經(jīng)》到底是干嘛用的，或者老子寫道德經(jīng)到底是干啥的？（寫作目的）

很明顯不是為了教人修真，房中術(shù)，畫符驅(qū)鬼，煉丹成仙的，這些道家的分類，都是后世的人根據(jù)自己當時的需求，拿《道德經(jīng)》等著作作為理論根據(jù)來給自己背書用的，老子當時可沒這么無聊。

修身養(yǎng)性？談天地宇宙大道？將自己悟到的天地至理記錄下來？

似乎有點道理，但是如果仔細思考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邏輯不通。

自古至今，尤其是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但凡大家，從來不會以自己所知來炫耀自己所知，而是以自己所知來達成自己所致——這句話比較繞口，我解釋一下：

以自己所知來炫耀自己所知：通俗的說就是到處顯擺自己懂什么知識給世人看，這種事情，基本在后世只有酸秀才，孔乙己，以及翟天臨式的人物，需要通過告訴別人自己都懂什么作為背書，讓別人對自己刮目相看，這種人別說在春秋戰(zhàn)國，就是在今天，我們也會覺得沒什么卵用。

自己所知來達成自己所致：這句話的意思是，通過自己所知的知識體系，理論結(jié)構(gòu)，以及邏輯推演來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，進而達成自己的某種學說目的。遠的不說，就說近的：愛因斯坦從不炫耀自己的知識體系，而是在自己的知識體系之上，構(gòu)架出《相對論》，馬克思也不會炫耀自己知道經(jīng)濟的原理，而是構(gòu)建出《資本論》來彰顯人類社會的走向；孔子從來不會炫耀自己對周禮有多么精通，而是通過自己的知識體系，來論證如何通過周禮來治理當時的亂世。

這即是大家與小家的最大區(qū)別。

今天對《道德經(jīng)》等著作的描述重點，幾乎都著墨于書中各種知識結(jié)構(gòu)，理論結(jié)論的贊嘆，比如“兩千年前的古人竟然有如此的智慧”，這當然沒錯（老子的背后可是周王朝數(shù)百年的精神文化積淀?。。?，但是如果僅僅存留在“贊嘆”老子書中的“智慧精華”，而不去追尋《道德經(jīng)》這本書的寫作意圖，那不就等同于一直贊嘆愛因斯坦《相對論》證明過程中的每一個公式之美，而枉顧《相對論》真正實用之處了么？（例子不恰當，大家粗糙理解一下就好）。

所以我們今天，試著在承認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每一個文字，每一個詞的智慧精華的前提下，在“以自己所知來達成自己所致”的大家規(guī)律下，看一看老子寫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整體目的是什么？

而老子寫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目的究竟如何老子自己沒有明說，加之《道德經(jīng)》博大精深，所以我們通過其文來了解其意的套路很容易讓人迷失在其中，不過有幸的是，當時除了老子，還有其他子，我們可以根據(jù)這些“子”們的行為的共同特點，來推演老子的特點。

歷史的潮流之下，總有相似之處，這是客觀規(guī)律。

而孔子，孟子，墨子，鬼谷子等等子作自己的著作，雖然立場不同，但是其目的卻是一樣的：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。

春秋戰(zhàn)國，是華夏這片土地上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(xiàn)的，有記載的混亂時代，這種混亂，不僅僅是周朝控制不住整片封建各國這么簡單，還包括社會上每個階層幾乎都處于不穩(wěn)定狀態(tài)，誰都有可能被誰干掉，誰也都有可能一夜之間滄海桑田。

而這種狀態(tài)誰都不喜歡，所以諸子百家都開始琢磨，到底為什么會這樣（畢竟長達好幾百年呢），于是各個門派都提出自己的“假說”——沒錯，是假說，就像今天科學家面對量子力學的混亂，也提出假說一樣。

每個門派根據(jù)自己提出的假說，然后在套用一定的推演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。

各位要注意，雖然每個門派提出的都是假說，但是他們的理論根基基本上是沒有什么大問題的，比如孔子提倡禮，墨家提倡兼愛非攻，老子提倡無為，這不是簡單的意淫出來的，而是這些基礎(chǔ)理論在社會的現(xiàn)實中就存在的，這既是這些“子”們提出的“物質(zhì)條件”，也是其他人可以接受這些人的學說的客觀基礎(chǔ)。

只不過每個人的側(cè)重點不同，所以各自的方向推演推演著，就完全不同了。

這里還有一個關(guān)鍵問題，這些諸子百家的學說的目標人群是誰？

有人說是天下所有人。

不是的。

大多數(shù)學說的目標人群只有一種，那就是各個國家的王。

兩千年之后的今天，我們被歷史塵封包裹，被后世各種注解之后，覺得這些人都是圣人，金口玉言，實際上在當時那個時代，如果我們按著他們提出學說的緣起，以及他們學說的目的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既然各種子們因為社會混亂而思考到底怎么了，并且試圖通過自己的理論體系來解決當前的混亂時，能夠幫助他們實踐他們的理論，并且驗證是否可以解決當時社會混亂的人群只有每個國家的王。

所以大家會看到，每個學說基本上都是在當時的列國推銷自己的學說，這里面推銷的最狂熱的大概是孔子（一說這貨是官迷），最不積極的大概是墨家（畢竟苦行僧這樣的學說哪個王愿意啊，所以就發(fā)展成類似黑社會性質(zhì)了……）。

同樣，老子的《道德經(jīng)》目的性也極強：這本書就是通過老子以自己多年的知識積淀和自我梳理，總結(jié)的一套告訴各國國君們，你們?nèi)绾文軌蚰愫梦液么蠹液玫闹螄桨浮?/p>

有人說不對啊，《道德經(jīng)》里講了很多宇宙，人類等觀點，你怎么能說老子是寫給各國國君呢？

別忘了我剛剛前面說的：理論基礎(chǔ)。

孔子儒家的理論基礎(chǔ)是社會基礎(chǔ)，是人與人的關(guān)系，比如仁義禮智信，比如恢復周禮等等，這是當時的社會人們實實在在看到的，或者人們認為這些屬于“公理”，不證自明的，所以孔子在這套“公理”基礎(chǔ)上才能架構(gòu)自己的儒家學說。

問題是這套“公理”不那么“公”，比如周禮這種東西，當時就不是很多人認同。

老子更厲害，畢竟是圖書館管理員，見多識廣，人家的“公理”直接是從“人和宇宙”的關(guān)系開始講起，進而開始推演，最終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。

由于從人和宇宙的關(guān)系開始論證，我們有幸看到了老子的宇宙觀，而且這個宇宙觀確實牛逼，以至于隨后兩千年內(nèi)都還有人不斷為其注解。

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整個道德經(jīng)，從開始的道可道 非常道（講宇宙天地關(guān)系），老子就很雞賊的提出了他的“公理”，道法自然。

注意，這是個坑。

既然什么東西都是道法自然，那么天地大道如何，你治國就應該如何哦！

比如：自然規(guī)律是：水利萬物而不爭，那么治國就自然應該無為而治了。

所以治國的最高水平是民眾都不知道這個國家國君的存在（太上，不知有之），除此之外，不管下面的臣民夸國君，害怕國君，甚至罵國君，都是國君治國不到位（其次,親而譽之;其次,畏之;其次,侮之。）

而且老子還怕各位國君看不懂自己在說什么，把整部書分為《道》《德》兩部分，而且在老子的眼中，德其實是落下乘的：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慧智出，有大偽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當一個社會開始講德的時候，就是已經(jīng)脫離大道了（但是老子在前面已經(jīng)設(shè)定了大道是最高水準），所以他給了每個國君的治國最高方略：幾近與道。

不過可惜的是，老子的學說和自己的目的是違背的：既然無為是最高的治國行事水準，那么老子為了讓各個國君接受自己的學說，如果自己像孔子一樣來回奔波，苦口婆心，那怎么能算無為？——在自己學說的理論框架（道法自然，無為）與達成自己目標的過程（讓國君知道無為而必須有為）發(fā)生不可調(diào)和的矛盾時，老子還是采取了折中的辦法：把自己的理論寫了出來，誰愛看誰看。

其實按照老子的想法，特么的連寫都不寫才是自己真正的理論（當然我們就看不到了），所以我們看到，老子是在經(jīng)過函谷關(guān)的時候，在守衛(wèi)尹喜的要求下才勉強寫的。

說到這里可能很多人會說沐雨你憑什么說《道德經(jīng)》是給國君們寫的一本書，整個《道德經(jīng)》包羅萬象，寫盡了天地大道，你竟然說是給統(tǒng)治階級用的？

這不沖突，我是從那個時代的狀態(tài)，各種“子”們?yōu)槭裁磿霈F(xiàn)，他們都想解決什么問題，以及《道德經(jīng)》里面的內(nèi)容來解釋的，寫書目的是什么，與書中的內(nèi)容是什么并不沖突，我想表達的僅僅是這樣一個觀點：

作為活生生活在春秋戰(zhàn)國那個紛亂年代的老子，以他的成長過程，他的知識體系，他的所遇所見，他為那個時代留下的，是自己對這個紛亂時代的解法，這個立意，遠遠高于炫耀自己的知識體系。

所以，包羅萬象不是目的，包羅萬象是手段，老子秀完肌肉，讓你知道老子的理論是對的，而不是迷失在老子的包羅萬象中。

好，以上散文一樣的描述老子的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寫做過程，只為說明一件事：今天的人們?yōu)槭裁磳懖怀觥兜赖陆?jīng)》了。

是知識體系不足么？不可能。

是不觀察社會么，對國家大事漠不關(guān)心？不可能，朝陽區(qū)大媽們和北京的哥們第一個站出來不服。

只有兩個原因：

第一，事宜不合。今天的社會環(huán)境，已經(jīng)完全不是華夏歷史上第一次有記錄的出現(xiàn)的列國紛爭，天下大亂，各個知識分子開始從“元認知”開始思考這個天下到底怎么了，該怎么辦了。并且，即使有知識分子從頭開始思考，那也不會有多個國家讓他周游，推銷自己的學說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在現(xiàn)有學說的基礎(chǔ)上進行修注，認同，并且在認同的基礎(chǔ)上塞入自己的私貨，完成自己的抱負，這無疑是性價比更高的一條路（這也是為什么后世兩千年中，少有新的思想出現(xiàn)的客觀原因）

第二，沒必要?！兜赖陆?jīng)》本質(zhì)上是老子基于自己的知識體系，以及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寫成的書，并且由于字數(shù)限制，老子的總結(jié)過于提綱挈領(lǐng)，過于抽象，以至于很多結(jié)論既不能被證實，也不能被證偽。所以喜歡，信奉道德經(jīng)的，說它什么都對，質(zhì)疑道德經(jīng)的，說它觀點過于片面，甚至誤人子弟。這樣的好處是怎么解釋都有可能是對的，只要有利益集團把它用起來，就可以用它的理論來粉飾自己的真實目的，進而傳承下去（儒家就是典型案例），不好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學說沒啥卵用，都被別人實現(xiàn)自己的目的去了。（老子寫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時候，大概沒想到自己的學說跟練丹，尤其是給皇帝煉春藥扯上關(guān)系吧）。

而今天的各個學說，不論是自然科學，還是社會科學，都有了一個相對準確的判斷標準，那就是是否可以明確地解決某一問題，或者解釋某一現(xiàn)象，換言之，像《道德經(jīng)》這樣包羅萬象并且“好像”可以模糊的解釋所有事情，但在具體問題上的解釋度過于提綱挈領(lǐng)的書籍，在具體的問題上沒必要出現(xiàn)。

我們要相信一件事情，人類的大腦是很神奇的，它會隨著周圍環(huán)境的變化，問題的出現(xiàn)，自身生存的優(yōu)劣而跟著變化，很多答案里面說出了一個答案，大意是過去的人們關(guān)注點就那么幾個，所以能夠集中精力思考那幾個問題，自然可以得出比今天人們更多的答案。

這話只對了一半，其實這是一種悲哀，在哪個時代，如果幾乎每個知識分子都關(guān)注那么幾個問題，而那幾個問題恰恰是“我們這個時代怎么了？”“為什么我們的時代亂成這個樣子？”“為什么那么多人朝不保夕？”，每個知識分子的精力都在解決原本應該平和的社會環(huán)境，這與其說是一場知識盛宴，百家爭鳴，不如說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的集體“集中力量辦大事?！?/p>

說到這里，不如再說回老子，為什么老子有這么多知識，知曉天地卻還是出了函谷關(guān)？某種意義上，這難道不是這位那個時代最智慧的老人，面對背后的繁華征戰(zhàn)的一絲絕望，一聲嘆息？

所以說，哪里有那么多百家爭鳴，那是假象，真相是，活下去。

人都是逼出來的。

一不小心竟然《道德經(jīng)》都寫了這么多，《易經(jīng)》雖然是大同小異，但是我還是有一些觀點和案例想分享，不過寫了這么長確實有些累了，暫時先發(fā)這么多，回頭有空的時候補上。

關(guān)于《易經(jīng)》的部分，其中一個重點是我前面說的話：春秋戰(zhàn)國是華夏歷史上第一次有記錄的出現(xiàn)的列國紛爭，天下大亂。

問題來了：為什么春秋戰(zhàn)國是華夏歷史上第一次有記錄的列國紛爭，天下大亂（我說的有記錄是指當時有史記錄，而不是后世補史，烽火戲諸侯之類的基本算司馬遷補的），在周之前的歷史為什么沒有歷史記錄？

我們知道《易經(jīng)》有比較大的作用是用來占卜的，而我們又知道商人喜歡占卜，通過占卜治國的，周人其實是用禮來治國的，按照道理，作為占卜用的《易經(jīng)》應該活躍于商，而不是周，但是為什么恰好相反，周朝留下來的卻是一套占卜教材呢？

上面這些問題，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《易經(jīng)》是怎么寫出來的，以及寫出來的真實目的。（同樣，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今天寫不出《易經(jīng)》）

我的觀點還是比較偏歷史唯物主義，而且我相信一句話：江山代有才人出。每個時代的人群，都在自己的時代盡力了，沒必要厚古薄今，也沒必要妄自菲薄。

上面的問題，回頭有空了在做解答吧。

吃飯吃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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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來了，我們繼續(xù)。

看了一下評論，挺有意思，我把我的整個思路的基礎(chǔ)邏輯簡單說一下：

1、從我國的歷史來看，我國的文明的主要特色的務實文明，換句話說，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思想，都是為了解決（當時）的具體問題的，治世尚且如此，亂世更加如此。

（作者私言：以上是我國思想文明與以古希臘為首的西方思想史的較大區(qū)別，大概由于各自環(huán)境不同，古希臘的哲學家討論的內(nèi)容似乎并不是為了解決當時的具體社會問題，而是某種思辨——當然這也有可能是我對西方的整個思想體系當時的發(fā)展緣起研究不深的原因。但無論如何，簡單的想象古人精神層面活動豐富，想象力多，所以創(chuàng)造出燦爛的思想文化是不負責任的，也不符合我國文明發(fā)展史的基本規(guī)律的。）

2、諸子百家，百家爭鳴的時代，放在當時的社會里，任何一種學說能夠爭奇斗艷的充分必要條件至少有一條：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。

這一條我們換個例子就好明白了：我們對魯迅（周樹人）以及他弟弟周作人的評價。魯迅之所以偉大（我在很多回答里表達過我對魯迅的觀點，所以請不要就其行文和我抬杠），是因為他在當時的亂世，以喚醒民眾為目的，以改變落后的民眾思想為目的，以創(chuàng)造一個新天地為目的而書寫自己的文字，這樣的人和目的，在當時不僅有市場，而且是受人尊敬，甚至幾十年之后的和平年代的今天，也受人們尊敬（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）。

而周作人，不是說其文章不好，文筆不佳，而是在當時，其內(nèi)容似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所描寫的仍舊是一片自我天地，說白了就是有些“小資”，文如其人，國人自然對這種在亂世只顧自己而對大局的“無作為”的文人嗤之以鼻。

從清末到民國再到新中國建立，基本上公認的一件事情是，誰在那個時代，為了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而奮斗，人民和歷史就會記住誰。

這幾乎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基本秉性了。

以今度古，雖然時代變化，但是這條基本邏輯不會變化。

3、以上兩點推演，我們很難想象，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作者老子在當時的社會問題如此明顯的環(huán)境下，僅僅以炫耀自己的思想所得而寫下一部“包羅萬象”的《道德經(jīng)》，如果老子的目的如此功利，寫《道德經(jīng)》就是覺得自己能總結(jié)這么偉大的思想，不留下點什么有些可惜，那么正常情況下，老子應該是比孔子更加入世的，建立一個門派或者一堆隨從，到處傳播自己的思想，最差最差的，也會像“酷米民科”們，到處宣揚自己的所謂“發(fā)現(xiàn)”（雖然他們的發(fā)現(xiàn)很搞笑）。老子沒有這么做，很明顯“保留自己思想精華”不是老子的目的，而結(jié)合老子的行為，以及當世其他“子”的目的，《道德經(jīng)》是老子以自己的宇宙觀，世界觀，價值觀為基礎(chǔ)的，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為目的的著作，這個看起來更合理一些，也更能解釋前后老子的行為：

西出函谷關(guān)，老子有老子的理由，或許因為他覺得這片土地已經(jīng)完全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那套“正確”的國度了，但是在尹喜的請求下，老子心中還留有一絲“希望”：雖然當世國將不國，但把自己的理念留下來，萬一將來有人能夠?qū)崿F(xiàn)呢？

我不知道大家讀《道德經(jīng)》什么感覺，我不同年齡讀的時候感覺不同，中學時期讀的時候，感覺是牛逼，寫遍了天地萬物規(guī)律，但是這幾年讀，尤其是我寫完自己的小說后，更愿意從作者而不是讀者的角度出發(fā)，我讀出了一種“迫切”，一種已經(jīng)思考了很多東西，但是無法把思考源頭，論證過程從頭到尾講完，只能把論證的結(jié)論寫到文章里，但是擔心讀者看不懂，所以還是稍微做一點解釋的文字現(xiàn)象。

這個現(xiàn)象在《道德經(jīng)》里尤為明顯。

大家讀《論語》，三人行必有我?guī)煟X得還能理解。

但是普通人讀《道德經(jīng)》，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，就比較費解了，甚至很多話，后人各自有各自的解釋。

而為什么是這樣，按理說老子也可以像孔子一樣，叨逼叨寫很多生怕人不理解，每一個結(jié)論寫的再詳細一些，但是老子沒有，五千言道德經(jīng)，沒有一句廢話。

除了當時時間不允許，從作者書寫的角度出發(fā)，大概還有一個原因，那就是老子根本不在乎這些（他推演出來的，別人不見得能理解）結(jié)論的推演過程，而是在乎這些以這些推演的結(jié)論為基礎(chǔ)，繼續(xù)推演的結(jié)論：如何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。

如果將每一個結(jié)論的推演過程都做描述，那老子想說的問題就會被沖淡，就會失焦。

我們都有個經(jīng)驗，如果一篇文章比較短，哪怕其中有不理解之處，我們也比較容易忽略這些不理解之處，從而理解作者的“寫作意圖”，但是如果一篇文章過于長，過于繁復，就很容易迷失在細節(jié)。

舉個不恰當?shù)睦?，我們很容易理解《過秦論》在說什么，但是我們比較難總結(jié)出《紅樓夢》在說什么，即便《紅樓夢》里面堪稱細節(jié)之王。

而老子的《道德經(jīng)》，恰恰是以《紅樓夢》的知識量，總結(jié)在《過秦論》的文字體量之內(nèi)。（例子不恰當，大家理解個意思就行）。

這就好像什么呢？老子在“解決社會問題”這個命題下，以自己過去所學為磚，已經(jīng)搭好了一座大樓，但是其他人由于沒有他的經(jīng)歷和知識體系，連這座大樓的每塊磚怎么來的都不知道，但是老子很清楚的知道，如果告訴世人每塊磚怎么做出來的，世人就看不到這座大樓了，這很顯然與老子的目的相悖，所以索性簡單粗暴：你別管我這磚怎么來的，你就看這座大樓，你能看清楚這座大樓就行（也就是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主要目的）

不過可惜的是，由于這座大樓的每塊磚過于絢爛奪目，很多人更愿意去思考這些磚，而看不到大樓。

甚至在后世厚古薄今的整體思潮下，更多的人從不愿意看大樓，變成了不敢看大樓，繼而變成誰看大樓就笑話誰——典型套路是：你連每一句話都沒理解清楚，你還敢說理解全篇？

這其中的邏輯漏洞也很明顯，我們也用古文解釋就好：

《魏略》記載:“諸葛亮在荊州,與石廣元、徐元直、孟公威俱游學,三人務于精熟,而亮獨觀其大略。

換言之，整體的理解和細節(jié)的精通，并不是互為必要條件的。

至此，以老子為代表的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草根知識分子的思想創(chuàng)建的分析，差不多結(jié)束了。

凡人畏果，菩薩畏因。

知道了事情的原因，大概也很容易看到今天我們做不到的結(jié)果了。

（補充一句，評論中也有人提醒我說道德經(jīng)的作者不是老子，而是尹喜總結(jié)的，即便如此，這并不妨礙我說的整個大邏輯：思想為解決當世社會問題而生。）

下面我們說一下《易經(jīng)》。

我有預期，如果說我從描述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創(chuàng)作緣起，解決問題，來論證為什么今人寫不出這產(chǎn)生的這個描述過程而產(chǎn)生的議論，或者叫“抬杠率”是1的話，那么我按照這個討論來描述《易經(jīng)》的“抬杠率”應該是一萬倍。

畢竟敢說看懂《易經(jīng)》的人都沒有幾個，誰還敢評價呢？

不過我們不從易經(jīng)的內(nèi)容進行描述（畢竟易經(jīng)被后世解讀的爹媽都不認識了），我們只從《易經(jīng)》的誕生時間段，易經(jīng)與諸子百家的區(qū)別，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況入手。

首先，我們先說《易經(jīng)》與諸子百家的誕生區(qū)別說起。

我們前面說過，諸子百家的學說其實是“草根”學說，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基層的知識分子，因為自身環(huán)境的變化，根據(jù)自己的知識體系構(gòu)建的各自的理論體系（這點很重要，后人在捧各種“子”的時候，都會有意無意的忽略掉這個問題）。

而《易經(jīng)》呢？

從出身上來說，《易經(jīng)》和這些“草根學說”完全不在一個層次。

就拿論語來說，是誰做的？

打著恢復周禮旗號，忽悠了幾千個弟子，在各個國家奔波，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孔子所做。

而《易經(jīng)》呢？不論是《連山》，《歸藏》還是《周易》，（按照記錄）都是當時社會毫無疑問最智慧的社會頂層所做。

咱們就不說失傳的《連山》相傳是黃帝所作，哪怕是《周易》，也相傳是周文王姬昌所作。

這規(guī)格完全不一樣啊！

一個是亂世的普通知識分子，沒有任何治國成功經(jīng)驗，僅僅根據(jù)自己對過去朝代的了解而“意淫”出來的一套學說（儒家），而另一個，是不僅有著成功的治國經(jīng)驗，并且推翻了一個舊世界，建立了一個新世界，這個新世界，還建立了隨后兩千多年華夏文明的根基的大國設(shè)計者，操刀人，創(chuàng)造出來的學說（《周易》），咱們不看具體內(nèi)容，僅僅從這兩部著作的創(chuàng)作根基來看，兩部著作高下立判。

說句不好聽的，如果《周易》是毛澤東思想，那么《論語》充其量也就是咪蒙公眾號，賺點流量自娛自樂罷了。

為什么我們不談《易經(jīng)》的內(nèi)容，而從《易經(jīng)》和諸子百家的誕生區(qū)別開始談起？

因為《周易》和《論語》的誕生區(qū)別，決定了兩部書試圖解決問題的視野不同，并且目的不同。（注：本文中的易經(jīng)，重點指《周易》）

屁股決定腦袋，我們不可否認，這種不同與姬昌和孔子的社會地位不同緊密相關(guān)（而這個角度，似乎很少有人涉及？）

所以，我們要討論下面一個重要話題，那就是周文王姬昌所處的時代，以及周滅商的可能的真實情況。

了解了這些，才能更好的推測出《周易》的創(chuàng)作意圖，并且失真度也會較小。

所以我們接著下一個話題：

其次，在周滅商的這個歷史事件下，周文王姬昌，以及他所作的《周易》在這個過程中，都起了什么作用？（當然其中一部分相傳是周公所作）

不論歷史被后世如何演義，周文王時期“開始”周滅商的動作，這是鐵定的事實。

但周為什么滅商，以及滅商之后周的具體行為，甚至包括這種行為與《周易》的矛盾之處，隱隱透露著矛盾之處。

很多人把周滅商簡單的等同于后世的改朝換代，也就是某個部落/地區(qū)大了，推翻當時的主要政體，從而得出了“周黑商紂”的結(jié)論，今天很多人也在為商紂洗白。

某種意義上來說，根據(jù)后世推演前朝是一種方法，但是這個過程中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：

周滅商，不僅僅是改朝換代這么簡單，而是社會體制發(fā)生了巨大變化。

正如我前面提出的問題之一：商朝是巫文化，占卜文化，提倡的是通過“神諭”來管理天下，而周是禮教文化，提倡的是“周禮”管理天下——到孔子時期，巫文化已經(jīng)衰落到“子不語怪力亂神”了，并且提倡的是恢復周禮，周朝在禮教方面的功夫，可見一斑。

今天我們認為這是歷史發(fā)展的必然，但這哪里這么簡單，僅僅以西方的神權(quán)大于君權(quán)，一直持續(xù)到近代，我們就知道這種變化根本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。

簡而言之，這不是一個治國方法代替另外一種治國方法，這是一個文明代替另外一個文明！

一個文明代替另外一個文明，根本不是改朝換代這么簡單?！⒁?，這個問題很重要，請大家記住。

到這里，我們的《周易》和周文王姬昌該出場了。

我們要牢牢記得兩件事情：第一，商朝是巫文化，盛行占卜（甲骨文），第二，周文王擅長八卦（占卜），并且傳說其將八卦推演至六十四卦，并且創(chuàng)造了《周易》（的一部分）。

各位看出問題了么？

商朝是當時社會的中心，某種意義上來說，也是文明的中心，按照文明從社會中心往周圍輻射的原理，以占卜為社會根基的商代，最擅長占卜的，應該是商朝的某些人，而不是邊緣的“蠻夷”西伯侯姬昌。

這就好像什么呢？在獨尊儒術(shù)的漢代，對儒家文化理解最深的不是漢朝的學者，而是印度國王！這位印度國王不僅對儒家的理解非常深刻，還把《論語》擴充成《論世界語》。

搞笑么？

熟悉我國歷史的同學大概反應過來了，這是典型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，或許在當時商朝還有更厲害的“占卜方法”，但是因為周滅了商，所以就順帶著把商的占卜方法也滅了，獨尊周文王的這套“占卜方法”。

能想到這層的，應該算上道了，至少從歷史的視野，開始破除因為不了解《周易》而不敢思考的迷思。

但是即使到這里，還有一個很矛盾的問題，周滅商，是禮教文文明替了占卜文明，那么以占卜為主的《周易》，很明顯和周朝的“國策”有矛盾，為何在周朝地位如此之高？甚至一直延續(xù)到周朝末期？

有人說這是因為《周易》是周文王所作，后世對其為尊者諱——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，如果是為尊者諱，但是又出現(xiàn)與隨后的國策不符時，正常的政治家的做法是淡化處理，以新?lián)Q舊，比如漢初用的是黃老之學，但是到后期就獨尊儒術(shù)，也沒人說黃老之學不對，只是不提了。

但是《周易》不同，不僅周朝沒有淡化處理，并且隨后的周公還為《周易》寫了的《爻辭》部分，要知道周公是周禮的主要推行者?。?/p>

所以我們依托《周易》，看到了一個非常“擰巴”的周滅商現(xiàn)象：明明是一個文明替代另外一個文明，卻在推行自己文明的同時，完成了上個文明的巔峰之作，甚至被稱為“群經(jīng)之首”，并且具體的執(zhí)政者在對待上個文明巔峰之作的態(tài)度非常曖昧，一邊不遺余力的推行著自己的執(zhí)政策略，一邊完成這部巔峰之作。

事出反常必有妖，這一切至少證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：《周易》在當時起的作用，根本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占卜這么簡單。

正是由于《周易》在當時的作用/貢獻如此之大（具體作用我們后面會說），所以在隨后的周朝，才會在推行自己禮制的前提下，同時推行另外一種文明，這大概是最早的“一國兩制”了。（開玩笑，哈哈）。

如果有點朝代更替歷史觀的讀者，大概能猜出來，這種作用/貢獻一般來說，只有一個：開國。

講到這里，我想有些朋友開始恍然大悟了：對啊，當時的主流文化（商朝的文明輻射）是巫文化，占卜盛行，如果周要滅商，最好的辦法就是“以彼之道，還施彼身”。

在整個社會思潮都是認同占卜文化的情況下，如果周要滅商，利用當時的占卜文化，在里面動手腳，使其理論體系往有利于自己“造反”的方向走，獲得群眾基礎(chǔ)，進而聯(lián)合各個力量來攻打商，這比先推行自己的思想策略，改變?nèi)罕娝枷胍獊淼男詢r比更高。

想到這里，大家可以理解，為什么明明是商朝占卜文化盛行，而卻是周文王精通八卦，并且還將八卦推演至六十四卦了吧？

周文王推演了什么？

我們不得而知，但是從誰受益，誰嫌疑的規(guī)律來看，周文王在這個過程中，應該塞了不少“私貨”進去。

舉幾個例子：

《周易》中的《彖辭》部分，據(jù)說就是文王周昌所作，其中有些語言確實顯露出不臣之心，比如“宜建侯”、“履帝位”、“建侯行師”這類語言，已經(jīng)明顯超出了臣子本分，充滿反逆殺機（屯、履、豫卦）

多個卦的《彖辭》都顯示，“東北喪朋、西南得朋”。東北方不利而機會在西南。商人統(tǒng)治中心河北，正是周人的東北方，這無疑預示著和商王決裂之機已到，需要聯(lián)絡(luò)西部羌人、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為同盟軍。而后來武王滅商時，西南民族蜀、髳、微等確實參戰(zhàn)（坤、蹇、解卦）；文王《彖辭》中出現(xiàn)最多的，是“利涉大川”一詞——從關(guān)中到商都朝歌，必須渡過黃河，習慣山居的周人不習水性，這顯然是老年周昌最關(guān)心的問題（需、訟、同人、蠱、大畜、益、鼎、渙、中孚等卦）。

幾千年后的我們，一看這個就知道是套路，這是從文化的角度，給自己未來的行動做鋪墊！

周文王，周文王，我們以為周文王什么都沒做，周滅商是周武王的功績，殊不知周文王的精髓，就在這個“文”字。這位老人，以不動聲色的行為，利用商朝的文化，行滅商之事。

這簡直是商州時代最有名的文化版“特洛伊木馬”。

在這種背景之下的《周易》，自然成為周朝的“開國功臣”，再加上周文王的光環(huán)，成為后世的皇家和民間的追捧對象，不足為奇。

到這里還沒有完，因為我們知道，推行禮制的周公，也著作了《周易》的一部分。

如果我們了解了周文王做《周易》的目的，我們就同樣會了解周公做《周易》的目的，也就了解了周公行為的矛盾之處。

周文王的目的是通過文化，為未來的行為做準備，周公的目的，和他一樣。

我們要注意，周公的時代，是周替代了商的時代，很顯然，《周易》里面那一套“履帝位”，“宜建侯”之類的言論，已經(jīng)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，如果讓這套系統(tǒng)繼續(xù)推行下去，周朝不用等到東周就黃了，所以周公不論推行什么國策，必然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處理開國功臣《周易》的理論體系問題。

據(jù)說《周易》的《爻辭》是周公所寫，它與文王名下的《彖辭》區(qū)別極大，不再鼓勵任何投機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，全是一位君子應當如何朝乾夕惕、完成社會角色的勵志說教。

至此，相對完善的解釋了一本說占卜的書，為何能夠在商末周初，有如此高的社會地位，并且能夠在整個周朝，也有如此高的地位。

換做你是周公，在管理整個周朝的天子天下時，恐怕也想不到更好的辦法：通過《周易》，利用整個天下在商朝時期建立的巫，占卜文化，完成整個社會朝代變化的“軟著陸”，同時修改“占卜內(nèi)容”，不動聲色的使之往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變化，最終通過禮制，建立起自己的文明根基，同時還將占卜文明的巔峰之作，非常禮遇的擺放到其他著作都無法匹敵的位置（萬經(jīng)之首），而此時，人們根本不記得曾經(jīng)的占卜文明的代表——商——在這個文明中到底有何建樹，談起占卜，人們只記得周文王的先天八卦，號稱無所不知，而后世所有對占卜文明的推崇和贊美，只會落到周朝人身上，與商朝毫無關(guān)系。

一種文明替代另外一種文明已經(jīng)很難，然而周朝還能將前者文明的“移花接木”，將其巔峰轉(zhuǎn)移到自己身上的同時還不涉因果（罪行由商紂承擔），與此同時還改變了天下文明的走向，將各個矛盾的問題處理的如此平和——

高手，這個真是高手。

到這里，我們再重新看一下我前面提的那幾個問題：

1、我們知道《易經(jīng)》有比較大的作用是用來占卜的，而我們又知道商人喜歡占卜，通過占卜治國的，周人其實是用禮來治國的，按照道理，作為占卜用的《易經(jīng)》應該活躍于商，而不是周，但是為什么恰好相反，周朝留下來的卻是一套占卜教材呢？——不用解釋了吧？

2、為什么春秋戰(zhàn)國是華夏歷史上第一次有記錄的列國紛爭，天下大亂（我說的有記錄是指當時有史記錄，而不是后世補史，烽火戲諸侯之類的基本算司馬遷補的），在周之前的歷史為什么沒有歷史記錄？——除了時間久遠以及記錄條件不佳之外，考慮到前面的過程，不論客觀還是主管，周朝都比秦始皇更有動機來從歷史上消除商的記錄。尤其是《周易》這部占卜著作，在大面上不能有其他與之闡述不同的占卜著作共存。

今天我們搜《易經(jīng)》，會發(fā)現(xiàn)《易經(jīng)》著作是三套：連山，歸藏，周易，但后面都會加一句：連山和歸藏易經(jīng)失傳，現(xiàn)存只有《周易》。

考慮到《周易》是周朝傾舉國之力將其碰上神壇，再考慮到其他兩本的“失傳”，你能不能想象到，這背后的血雨腥風和毛骨悚然？

所以說，地位不同，思考的問題不同，創(chuàng)作著作的目的也不同，從歷史上看，周文王創(chuàng)作《周易》的目的和結(jié)果，是終結(jié)上一個時代，而孔子創(chuàng)儒家，是試圖開創(chuàng)一個時代，但是兩個人所有的資源，野心，以及結(jié)果，都是完全不同的。

但是這件事情的底層邏輯都是一樣的：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。

當然，即便到這里，我們也只是解釋了《周易》這部巨著的創(chuàng)作緣起，并沒有解釋為什么后人無法寫出《易經(jīng)》這樣的著作（很明顯隨后歷代都有改朝換代，用前面解釋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過程簡單套在《周易》上，并不完全合適），甚至有人會說，這是你沐雨的一面之詞，不足為信。

這種言論我只承認一半是對的：那就是這確實是我的一面之詞，不僅我承認這是我的一面之詞，我還承認各位看到的大多數(shù)文章都是作者的“一面之詞”，讀者看文章，本身看的就是作者自己的一面之詞，如果想看絕對真理，干嘛不去查教科書？——哦，你說這個問題教科書上沒有標準答案，那不就結(jié)了？既然沒有標準答案，那豈不是任何人說的，都是自己的一面之詞，這是一句正確的廢話，沒什么好說的。

我能負責的，只是在我的描述過程中，不論問題的提出，推演，以及結(jié)論，都盡可能的符合邏輯，并且在歷史上或者現(xiàn)實中有重復的類似的案例——這表示這類事情是某種規(guī)律，而規(guī)律的發(fā)生概率，遠遠高于瞎猜。

這是我回答這類問題的基本邏輯，不認同這個邏輯的，那確實是道不同不相為謀。

好了，文歸正傳，我們繼續(xù)來解釋為什么《易經(jīng)》（周易）今人做不了。

這里的關(guān)鍵不僅僅在于《周易》的出現(xiàn)的歷史機遇是周滅商的大背景，歷史使命是為周滅商提供理論依據(jù)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前面提出的：周滅商是一個文明替代另外一個文明，而不是一個朝代代替另外一個朝代。

這兩者之間的區(qū)別是什么呢？

一個文明替代另外一個文明的結(jié)果是，前者文明終結(jié)，后世不會再前者文明的輝煌下繼續(xù)延續(xù)。

一個朝代替代另外一個朝代的結(jié)果是，文明是延續(xù)的，后世在前朝的文明下再創(chuàng)輝煌。

舉個簡單例子：秦始皇滅了六國，統(tǒng)一了天下，隨后歷代朝代都代替前朝，但是儒家的學說沒有斷，以周禮為根基的禮文化沒有斷，不僅沒有斷，歷朝歷代都以精研儒家學說（不管有沒有當朝的私貨）為當世顯學，這樣的結(jié)果是這類文明不斷昌盛，甚至有所突破（當然，由于儒家過于尊重祖宗，厚古薄今導致后人無法突破，這是儒家學說自己理論體系的必然結(jié)果，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。）

而同樣的周滅商之后，占卜文化呢？從一個文明的主流文明，干什么事情都需要占卜，變成了后世將其與虛無縹緲相提并論，甚至在廟堂及精英階層中，都對其持并不支持的態(tài)度（可憐夜半虛前席，不問蒼生問鬼神），這就是差別。

這種差別的結(jié)果，直接導致了占卜文明必然出現(xiàn)斷層，只要時間足夠久遠，就不愁這種文明消失。

注意，我們所謂的文明消失，不是說這種文明不存在于這個時代。而是說這種文明再也無法擁有其當時的歷史地位，以及對社會資源的調(diào)動能力了。

所以在答案里，有人問我，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看不懂《周易》了。

答案顯而易見：你以為看不懂《周易》是你的能力問題，智慧問題。錯了，微觀上某個人看不懂《周易》，可能是這個人的理解能力問題，而如果整個宏觀上的都出現(xiàn)看不懂《周易》的問題，那答案只有一個——能看懂《周易》的環(huán)境，從宏觀上消失了。

而這種從宏觀上消失的行為，很大概率是能夠左右宏觀的力量才能辦到的。

到此為止，這套證明體系相對完善：因為周要滅商，所以采用了當時效率最高的方式，通過修改商文化的細節(jié)為其建立理論基礎(chǔ)和群眾支持，同時伴隨武力的天時地利人和，一句滅掉了商的高層，同時為了讓自己的文明能夠軟著陸的傳播，周在初期使了貍貓換太子之計，將整個占卜文化統(tǒng)一成對自己有利的《周易》，并且逐漸過渡，最終將《周易》束之高閣，僅有“群經(jīng)之首”之名，而無群經(jīng)之首之實，進而在隨后的兩千多年里，一舉奠定了周朝的偉大地位。

只不過這個證明體系里還有一個關(guān)鍵問題：為什么周滅商不是改朝換代，而是一種文明替代另一種文明？

這個問題是一個小問題，小到很多人雖然能夠推演出來（畢竟周朝是禮制，商朝是占卜我們早就知道了），小到我們已經(jīng)習以為常了。

但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，因為這既是我們前面這套證明體系的基礎(chǔ)點，又是華夏文明與西方神權(quán)文明隨后幾千年差距的開始點。

按照我們的正常思維，如果周武王為了天下而滅商，那他最省力的辦法，就是滅商之后繼續(xù)用商的文明體系，僅僅是修改成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就行了，這樣社會上各個階層的反彈一定最小，從歷史的實踐來看，隨后的歷朝也都是這么玩的（基本策略和理論基礎(chǔ)不變，僅僅證明前朝的統(tǒng)治者喪失人心即可）。

而周卻不，周朝純粹是在商的基礎(chǔ)上“軟性”的又堅定的否定了商的根基（占卜）的理論基礎(chǔ)，而生生的創(chuàng)造出了自己的“理論體系”：

舉例：商朝的巫文化，占卜文化之下，是妥妥的“君權(quán)神授”——我為什么是國君，你為什么是賤民？因為神這么定的。而誰對神有解釋權(quán)呢？神權(quán)的代表者。

周朝的禮制文化，雖然還是天子（上天的兒子），而由于有“禮”的存在，天子之所以是天子，已經(jīng)從“神這么定的”轉(zhuǎn)變?yōu)槎Y制確定的（當然在有周一朝沒有明確提出），甚至到隨后的楚王問鼎的典故中，周朝的官員已經(jīng)說出了對曰:“在德不在鼎。（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。對曰:“在德不在鼎。）

這個典故基本上等于承認了天子的重要標準——有德者居之。

從隨后孟子等人對國君的各種要求來看，都是緣起于周朝的禮制文化。

問題是：周朝發(fā)什么神經(jīng)，放著現(xiàn)成的統(tǒng)治理論不用，非要“自創(chuàng)”一套理論呢？

我們知道，在國家創(chuàng)立初期，從無到有的創(chuàng)造一套理論的風險是很高的。如果不是不得不做，誰也不愿冒這樣的風險——從后世的歷朝歷代來看，每個朝代都沒有自創(chuàng)理論，而是在現(xiàn)有的理論中做選擇題，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。

很顯然，周朝當時遇到了大問題，而這個大問題，也是周滅商的主要動機。換句話說，破解了這個大問題，才能徹底理解周滅商過程中的各種矛盾邏輯。（否則就是道學家們的意淫）

這個大問題至少有一個特點，那就是周朝對商朝的巫文化，占卜文明從大面上是不認同的。（否則沒必要換文明）。甚至我們再做一部推演，周滅商的主要目的，其實不是為了滅掉商朝改朝換代，而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滅掉商朝的文明！

如果是這樣，商朝的文明到底有什么問題，以至于周朝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價？

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我們從后世對商朝的描述中已經(jīng)很難看出原本面貌了，但是我們至少知道周滅商的幾個理由：

1、商紂無道，濫殺無辜

2、寵愛妃子，昏聵不已

3、殘忍待下，炮烙等刑罰

4、不把人命當人命，比如和蘇妲己打賭就可以殺了孕婦、老人、少年來證明賭局的正確性

5、殺了伯邑考，并且將其剁成肉泥，還給其親生父親吃

雖然這些點都有可能是后世黑商紂的點，但這里面應該區(qū)別對待：這里面其中前三點，基本是后世改朝換代時的常規(guī)宣傳套路，隨便換一下可以用在其他帝王身上——比如武則天，你就可以說她濫殺無辜（假酷吏之手），你也可以說她寵愛“妃子”（男寵），你也可以說她殘忍待下（周興來君臣的手段我們從史書上也看得到）。

但是第四，第五點，在后世的“黑帝王”行為中，卻幾乎很少用——不是沒有，比如將俘虜稱為兩腳羊，隨軍做軍糧，但這基本上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操作（戰(zhàn)爭時期），你很少聽到黑一個穩(wěn)坐高堂的皇帝，沒事兒干喜歡把人剁成肉醬吃這種黑點。

這就是奇怪的點：根據(jù)我們歷史上后世喜歡抄前世的行為，按理說后世應該照抄周滅商的這些“黑點”，但歷史上有后面兩點，并且是君王愛好（并非不得已而為之）的，只有商紂。

有人說這才能體現(xiàn)出商紂的獨一無二無道?。?/p>

這么說的人是典型的時間邏輯混亂，因為“黑紂王”的事件必然發(fā)生在“黑后世君主”之前，當時的人怎么知道“只有這么黑商紂”才能在隨后的歷史上體現(xiàn)出商紂的獨一無二的無道（比較優(yōu)勢）呢？

能夠解釋這個邏輯矛盾，只有一種可能，那就是：這兩點，很有可能不是黑商紂的，而是真事兒，或者有類似的真實案例。

而后世沒有用這兩點黑其他君王的原因，也恰好如此：這些君王沒有做這樣的事情，并且民眾也不會相信一個君王會做出這樣的事情（因為太奇葩了）。

注意，這是關(guān)鍵！

后世的人們認為，一個昏君再昏聵，也不會不把人命當命，為了一個賭局就隨便殺人，甚至殺人之后作為常規(guī)的食物。但是后世的人們（以及當時“黑紂王”的人們）卻認為，商紂是可能做這樣的事情的。

注意，這不僅僅是區(qū)別對待商紂和其他昏君，同時這也是人們思想上的變化。

如果再結(jié)合周滅商是一個文明滅了另外一個文明的前提，我們能不能想到什么？

沒錯，以巫文化為底的活人祭祀。

在這里我要推薦一篇酷米上的文章給大家，大家可以搜《深度雄文：周滅商之驚心動魄超乎想象！》（由于不能附鏈接，我只能用這種辦法了）

不搜也行，我簡單介紹一下文中所描述的事情：根據(jù)現(xiàn)在的考古發(fā)現(xiàn)，在商時期，是有大量的用人的祭祀行為的（這不僅是文獻發(fā)現(xiàn)，還有實物發(fā)現(xiàn)），其次數(shù)之頻繁，數(shù)量之多（一萬多人），并且產(chǎn)業(yè)鏈之完整（有各種工具等顯示人的不同部位做不同的用處），都證明著一件事情，那就是：整個商朝，實際上很可能是一個比較文明的“食人族”部落。

在這里我們要簡單說一下用人祭祀和用人陪葬的區(qū)別，用人陪葬，是希望死后還有人來服侍自己，這是希望死后過的和生前一樣；而活人祭祀的主導思想，是把自己認為最好的東西獻給神——而這種最好的東西，往往是當時的人們也吃的東西（只不過標準更高）。

比如今天我們祭祀，用的是饅頭，水果等東西，這里面的基本邏輯是我們吃這些好東西，理所當然的就認為神/祖先也吃這些東西。如果你把這個邏輯套用在用人祭祀上，你就會得出毛骨悚然的結(jié)論：商朝人，有可能認為人是最好吃的東西。

而根據(jù)那篇文章中描述，以周為代表的商周圍的部落們，很長一段時間做的工作，就是抓捕商所需要的“食用人”。

而在那個信息閉塞的時代，大多數(shù)周人（或者商之外的人），并不知道商人用這些人做什么，而商作為文化中心，巫文化，占卜文化也是當時的國際潮流。

但是人們沒有意識到巫文化，神文化，占卜文化在過去的階段，很有可能和活人祭祀扯上關(guān)系，而一旦食人，活人祭祀和文化扯上關(guān)系，那就不是個體行為，而是一個文明的常態(tài)。

如果是這樣（實際上根據(jù)考古發(fā)現(xiàn)，實錘的可能性非常大），我們會有這么幾個結(jié)論：

第一，真實的情況很可能并非商紂一人喜歡把人做成肉泥，把人不當人，而是整個商部落，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精英階層，都有這樣的認知，而且在巫文化的大綱領(lǐng)下，這已經(jīng)成為了商的文明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說，這些人并不認為食人是罪行，相反可能認為這是高尚的！

第二，伯邑考很可能真的被做成食物，并且周文王真的見到這個食物（并且吃了）

第三，考慮到當時的生產(chǎn)力情況，周文王很有可能是當時為數(shù)不多的，去了商朝，發(fā)現(xiàn)這些真相，并且能夠活著回來，而且還有影響力的人員之一！

在這種情況下，作為西周統(tǒng)治者的周文王，很敏銳的捕捉到這其中的聯(lián)系：敬神-巫文化-占卜-活人祭祀-食人 之間的關(guān)系。

驚嚇之余，周文王不僅感到唇亡齒寒，而且可能有些絕望：如果只是個體上有這樣的罪行，那還可以冒險殺了這個個體來換取自己部落的平安，但是情況是（很可能）對方整個族群都認為這是正常的事情，并且已經(jīng)上升到“國策”的高度（否則不會有一萬多人的祭祀行為），這該怎么辦？

幾番謀劃，才出現(xiàn)了歷史上非常詭異的周滅商行為：

1、既然食人行為的已經(jīng)是整個部落中大范圍的“國策”和基本認知，那就只能通過改變基本認知來改變?nèi)说男袨榱耍▽⑽孜幕癁榇淼奈拿魅サ簦?/p>

2、考慮到涉及人數(shù)眾多，在滅商成功后，是不能這種食人的罪行普遍性如實記錄的（否則一來會有法不責眾的問題，二來也會讓整個新國家動蕩），比較好的方式是將這種行為歸結(jié)為某個人的行為，并且在隨后的宣傳中，不斷強化此人的暴虐，并將這種暴虐和類似食人行為做關(guān)聯(lián)，以在人們心中建立（食人是罪大惡極的）底線。

3、舊的文明不能用，必須創(chuàng)造新的文明，既然判斷人的方式不能通過“神”的判斷來進行，那就需要有另外一種規(guī)則，而周朝，選擇了禮這個規(guī)則。

4、一切不能操之過急，師夷長技以制夷，整個社會對占卜還是有很大群眾基礎(chǔ)的，所以還得從占卜文化入手，不僅要從占卜文化入手，而且還要將周朝在占卜文化上建立“學術(shù)標桿”，這才能夠盡可能的平穩(wěn)過渡。《周易》的歷史意義，恰在于此。

這里我必須說明，關(guān)于八卦，《周易》的目的和作用，我與《深度雄文：周滅商之驚心動魄超乎想象！》的作者意見不同，該文作者文王的八卦推演，創(chuàng)作《周易》行為歸結(jié)為在商朝受到驚嚇之后的自我安慰行為，而我將其歸結(jié)為有目的，有意識的為后續(xù)的發(fā)展做準備的行為。

這屬于每個人的理解不同，但是不論我和該文作者如何判斷文王的主觀目的，《周易》在整個周滅商過程中起的作用，我和他的意見是一致的。

在幾千年后的今天，我們在今天文明的基礎(chǔ)上來看，自然知道活人祭祀，食人文明的反人類特性，將之嗤之以愚昧落后，但是我們不要忘記，無論在歷史上，還是在今天，都出現(xiàn)過或者存在著食人部落和其行為。

而如果一個這樣的食人行為，與其迷信的文明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那會更可怕。

徐克的《東方不敗2》中有一個橋段：東方不敗重出江湖，卻發(fā)現(xiàn)有一個小部落將自己奉為神靈，他們祭祀“東方不敗”這個神靈的方式就是將一個少女活人祭祀，最諷刺的是，不論被祭祀的少女，還是那群其他人，都認為這個行為是非常神圣的，神圣到東方不敗救出這個少女的時候，這個少女卻認為東方不敗在阻止自己的神圣行為，而里面那個戴著面具的祭祀（或者叫巫的代表人吧），竟然當著東方不敗的面，大言不慚的說道：東方不敗是我們的神，只有我才能與東方不敗心靈相通，我是東方不敗在人間的使者！

當時看這個橋段的時候，覺得這些人的愚昧和悲哀，必然被歷史所拋棄，但是今天寫了這么多之后我忽然發(fā)現(xiàn)，人，最不清楚的，就是自己到底該活成什么樣子。

個體的人，其實是活在規(guī)則之下，每個個體的人在當時的規(guī)則下，扮演著自己認為自己扮演的對的角色，進而形成了社會行為——可是這個自己扮演的“對”何以稱之為對，個體往往是無法判斷的，而個體的判斷標準，往往就是自己所在社會的規(guī)則本身。

這就形成了一個難以突破的怪圈：每個人都活在這套規(guī)則之下，只能以這套規(guī)則來判斷自己的對錯，所以當期判斷自己對錯的天花板，在一段時空內(nèi)，能且僅能以這個規(guī)則為天花板。

如果這套規(guī)則是巫文化結(jié)合獻祭文化，身在其中的人，如何能夠肯定，以神的名義，來獻祭人，是錯誤的呢？

如果在這套規(guī)則上加入更多的注解，將其理論化，道德化，那么很有可能質(zhì)疑這套規(guī)則的人，首先就會成為眾矢之的。

假設(shè)這些都是真的，即便是今天我們知曉歷史，我也想不出比文王做《周易》，周公行禮制更好的辦法。

而我為什么選擇相信這套解釋，除了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的客觀事實，除了這種客觀事實可以相對合理的解釋周滅商的疑點，除了這套說法可以合理的解釋一部“算命”的書在一個行禮制的朝代被拔高到其根本不應該到的高度外，還有一個細節(jié)，是我現(xiàn)在想起來才覺得格格不入的又非常合理的，那就是——

明明《周易》是一部與巫文化相關(guān)的占卜的書，在這本占卜書中，卻不是以鬼神理論來論證自己的占卜的理論合理性的，恰恰相反，書中最提倡的并不是鬼神等虛無縹緲的“神秘力量”（按說占卜書籍提到這些更能說明自己的合理性），而是實打?qū)嵉默F(xiàn)實力量：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

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

我不知道《周易》的創(chuàng)作者在兩千多年前的活人祭祀給神的主流思想下，是如何“以人為本”的，堅定的宣揚人的力量的，但我更愿意相信，這是當時的精英階層，在當時的社會習慣下，用這種巧妙而隱晦的辦法，將整個社會文明試圖從否定人，高舉神的巫文明，占卜文明轉(zhuǎn)變?yōu)橐?guī)則文明的嘗試。

在這個前提下，我們倒不用糾結(jié)我們?yōu)槭裁纯床欢芤祝瑸槭裁磳懖怀鲋芤琢耍?/p>

《周易》是一本偉大的書，它的偉大之處在于它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而生，并且其歷史功績也是異常偉大的。

它的創(chuàng)作者嘔心瀝血，創(chuàng)造出這樣一本書。但是包括它的創(chuàng)造者在內(nèi)，誰也不能保證這本書是為未來幾千年準備的——與解決當前以及未來幾百年的問題相比，未來幾千年乃至更遠，實在難以企及，過度追求反而誤了當下。

正如同我前面所說，任何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學說，其基礎(chǔ)理論一定是當時的社會“公理”，同時，里面往往都塞了“私貨”。

我們可以感嘆古人智慧，可以將其驚為天人，也可以根據(jù)自己的興趣進行研究。

但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因此而否定當下，否定自身，更沒有必要將其神話。

因為這并不是這些巨著的創(chuàng)作者們的創(chuàng)作意圖。

尤其是《周易》，哪怕前面說的在隨后的歷史發(fā)現(xiàn)中都被推翻，我們也要相信，至少《周易》的作者們，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人不如自己，甚至捧著一本《周易》奉為神作而不敢前進，畢竟《周易》在自己的理論中已經(jīng)教導我們：

君子以自強不息。

至此，《周易》的“為什么今天無法寫出《易經(jīng)》”這個問題算是解釋完畢了：我們今天，不用冒著巨大風險的思考如何更換文明，更不用以一己之力面對荒蠻。

換句話說：今人寫不出當年的《周易》，不是一種智慧的桎梏，而是一種幸福。

感謝你看完這么多字，盡管這些文字可能錯誤很多。

我是江南沐雨，《眾神聊齋》作者。

我的觀點是，幾千年前，我們中華民族的大德先賢，之所以能寫出了《周易》、《道德》這樣偉大的著作，堪稱文化奇跡。

回到正題上，他們?yōu)槭裁纯梢詫懗鰜砟睾?，為什么現(xiàn)在的人寫不出來呢？

其實呢，我覺得根本的原因在于，古代先賢那時候認識世界，了解宇宙，探究人性的途徑，只能是通過自己的切身體會，通過游歷，掌握有規(guī)律性的東西，才能去寫出自己的內(nèi)心感受，寫出自己對世界的認知，充滿了哲學思想和人類智慧。

我們現(xiàn)在是身外可以依賴的先進儀器太多，了解探索世界，揭秘人類身體原理的工具太多，手段是越來越豐富，所以，我們就有了依靠，忽略了內(nèi)心的思考，內(nèi)心的感悟。

就像以前的老中醫(yī)，看病只能靠"望聞問切"，一把脈就能查出病。而現(xiàn)在呢，中醫(yī)大夫絕大多數(shù)看病，用CT、B超、核磁共振、有了化驗等一大堆數(shù)據(jù)來判斷病情。這不能不說是科學的，有效的。

但是，這也是我們現(xiàn)代中醫(yī)大師，不可能寫不出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、《本草綱目》《傷寒雜病論》這樣有智慧的中醫(yī)著作。

我們寫不出來了，那我們就傳承，去弘揚先賢們的智慧吧，揚其精華，去其糟粕，讓中國經(jīng)典文化一代一代傳承下去。

（圖片來自網(wǎng)絡(luò)）